6月20日，在日本东京举行的一场研讨会引起了

6月20日，在日本东京举行的一场研讨会引起了媒体的注意。这场研讨会所关注的焦点，是在近代战争期间从中国流失到日本的众多文物。

研讨会由“中国文物返还运动推进会”主办。这一组织于2021年4月由日本律师一濑敬一郎发起成立，成员包括日本学者、律师和关注中日历史问题的民间人士。

研讨会上，“推进会”的多名成员指出，日本境内目前保存着大量具有鲜明的中国艺术风格的文物。这些文物收藏于日本皇宫、靖国神社、各大博物馆、美术馆等机构之中，也有一部分长期散落在大学、寺社和私人收藏体系内。

日本政府从未承认过这些文物的具体来源，以“来源不明”回应外界质疑。随着时代的发展，日本占有这些文物的合法性越来越遭到质疑。

唐鸿胪井碑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。它流失到日本

唐鸿胪井碑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。它流失到日本的过程很清楚。 这块碑立于公元714年，原位于今天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口区黄金山北麓、旅顺港边。1908年4月底前，日军驻旅顺镇守府将唐鸿胪井碑及1896年增建的用于保护唐鸿胪井碑的碑亭拆解装船，非法运至日本，目前位于日本皇居内。

日本对唐鸿胪井碑的来源一直语焉不详，不愿承认它是被相关人员从中国直接掠夺到日本的。对于其他的中国文物，日本也基本上都是这一套话术，不是民间贸易所得，就是“收藏家旧藏”“私人捐赠”，也有大量文物被简单标注为“来源不明”。这些说法实质上都避开了最关键的问题： 文物最初究竟是在什么历史背景下离开中国的。

近代以来，中国文物大规模流失与国家的长期动荡有关。 晚清以后，政局不稳，地方治理能力下降，文物保护制度薄弱，大量古墓、寺庙、石窟、宫殿旧藏和民间收藏失去有效保护。外国探险者、收藏家和文物贩子在这种混乱局面中进入中国，把大量珍贵文物带出国门。

战争进一步加剧了文物流失。许多文物在混乱中被毁坏，也有大量文物被军队、机构人员、商人和私人收藏者带走。战争切断了国家对自身历史遗存的保护能力，使文物从原来的土地、语境和历史记忆中被硬生生剥离出去。

时过境迁，这些流失的文物被外国的博物馆获得并

时过境迁，这些流失的文物被外国的博物馆获得并收藏之后，竟然就堂而皇之地成为了他们馆藏的一部分。仿佛只要放进玻璃柜、编上编号、写上说明牌，文物离开中国的真实过程就可以被抹掉。

目前，海外中国文物主要收藏在英国、法国、美国、日本、德国、俄罗斯、瑞典等国家的博物馆、图书馆、大学和私人机构中。 其中，英国的大英博物馆、大英图书馆，法国的吉美博物馆，美国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等，都是中国文物的重要收藏地。

大英博物馆是最具代表性的中国文物收藏机构之一，拥有中国藏品约2.3万件，涵盖绘画、版画、玉器、青铜器、漆器和陶瓷等类别。中国绘画史上的顶级作品《女史箴图》唐摹本就收藏在大英博物馆。而英国探险者斯坦因带走的大量敦煌文献，则主要收藏于大英图书馆等机构。

日本方面收藏的中国文物，则有另一层特殊性。日本并不是简单把中国文物放进博物馆，而是长期把这些文物吸收到自己的文化叙事里。很多中国书画、瓷器、佛教造像、茶器和古籍，进入日本后被归入所谓“唐物”“茶道名品”“寺社传世”“大名旧藏”等体系，被包装成了日本文化的一部分，使得追索的过程会更加曲折。

进入21世纪，发达国家向前殖民地国家归还掠夺

进入21世纪，发达国家向前殖民地国家归还掠夺而来的文物，已经成为一股难以抵挡的历史大潮。 不过，这股潮流并不是收藏国突然良心发现，更不是他们主动把博物馆库房打开。真正推动文物返还的是多方面的因素。

首先，是原属国长期追索的结果。 尼日利亚追索贝宁青铜器就是典型例子。这批文物长期散落在欧美博物馆里，过去常被包装成“非洲艺术珍品”，可尼日利亚一直没有放弃追索。到2022年，德国才同尼日利亚签署协议，推动上千件贝宁青铜器返还。

其次，是国际舆论持续施压的结果。 进入21世纪后，西方博物馆继续大规模保留历史流失文物，越来越难以在舆论上自圆其说。2018年，法国学者提交报告，建议法国归还大量非洲文物，除非能证明取得过程合法。舆论已经转向，博物馆再用“替全人类保管”这种说法显得越来越苍白。

第三，是司法机关介入调查的结果。 美国司法部门近年来多次介入亚洲文物案件，推动柬埔寨高棉文物返还。司法机关一旦把证据链查清，所谓“来源不明”就不再是挡箭牌，而会变成收藏机构难以解释的问题，最后不得不返还。

中国流失文物的返还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中。20

中国流失文物的返还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中。2013年，圆明园鼠首、兔首由法国皮诺家族捐赠回国；美国、意大利、英国在最近几年也有几百件文物返还中国。2026年5月，法国议会还通过法律草案，建立了返还各国文物的新机制。

尽管如此，不肯打开大门返还文物的国家和机构也不在少数。

大英博物馆长期面对希腊帕特农神庙雕塑、埃及罗塞塔石碑、尼日利亚贝宁青铜器等返还要求，却一直把自己包装成“世界性博物馆”，强调这些文物在伦敦可以被全世界观众看到。

德国柏林新博物馆收藏的埃及娜芙蒂蒂半身像，长期是埃及要求返还的对象。德国方面却坚持其取得和收藏具有合法性，还曾以文物脆弱、不适合运输等理由拒绝返还。

日本在中国文物问题上的说法，也是一套熟悉的老

日本在中国文物问题上的说法，也是一套熟悉的老话术。对于大量滞留日本的中国文物，日方往往强调“来源不明”“旧藏流转”“民间购买”“古代交流”或者“私人捐赠”，把真正关键的历史过程轻轻抹去，从不正面解释它当年究竟如何离开中国。

如今日本的有识之士终于意识到了这一点 ：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，否认历史意味着让错误继续存在。文物不是冰冷的器物，它们背后连着土地、历史和民族记忆。日本若仍用“来源不明”“旧藏流转”来回避问题，只会让自己在历史面前更加被动。真正负责的态度，不是把问题拖下去，而是正视来路，讲清事实。唯有如此，才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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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月20日，在日本东京举行的一场研讨会引起了

6月20日，在日本东京举行的一场研讨会引起了媒体的注意。这场研讨会所关注的焦点，是在近代战争期间从中国流失到日本的众多文物。

研讨会由“中国文物返还运动推进会”主办。这一组织于2021年4月由日本律师一濑敬一郎发起成立，成员包括日本学者、律师和关注中日历史问题的民间人士。

研讨会上，“推进会”的多名成员指出，日本境内目前保存着大量具有鲜明的中国艺术风格的文物。这些文物收藏于日本皇宫、靖国神社、各大博物馆、美术馆等机构之中，也有一部分长期散落在大学、寺社和私人收藏体系内。

日本政府从未承认过这些文物的具体来源，以“来源不明”回应外界质疑。随着时代的发展，日本占有这些文物的合法性越来越遭到质疑。

唐鸿胪井碑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。它流失到日本

唐鸿胪井碑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。它流失到日本的过程很清楚。 这块碑立于公元714年，原位于今天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口区黄金山北麓、旅顺港边。1908年4月底前，日军驻旅顺镇守府将唐鸿胪井碑及1896年增建的用于保护唐鸿胪井碑的碑亭拆解装船，非法运至日本，目前位于日本皇居内。

日本对唐鸿胪井碑的来源一直语焉不详，不愿承认它是被相关人员从中国直接掠夺到日本的。对于其他的中国文物，日本也基本上都是这一套话术，不是民间贸易所得，就是“收藏家旧藏”“私人捐赠”，也有大量文物被简单标注为“来源不明”。这些说法实质上都避开了最关键的问题： 文物最初究竟是在什么历史背景下离开中国的。

近代以来，中国文物大规模流失与国家的长期动荡有关。 晚清以后，政局不稳，地方治理能力下降，文物保护制度薄弱，大量古墓、寺庙、石窟、宫殿旧藏和民间收藏失去有效保护。外国探险者、收藏家和文物贩子在这种混乱局面中进入中国，把大量珍贵文物带出国门。

战争进一步加剧了文物流失。许多文物在混乱中被毁坏，也有大量文物被军队、机构人员、商人和私人收藏者带走。战争切断了国家对自身历史遗存的保护能力，使文物从原来的土地、语境和历史记忆中被硬生生剥离出去。

时过境迁，这些流失的文物被外国的博物馆获得并

时过境迁，这些流失的文物被外国的博物馆获得并收藏之后，竟然就堂而皇之地成为了他们馆藏的一部分。仿佛只要放进玻璃柜、编上编号、写上说明牌，文物离开中国的真实过程就可以被抹掉。

目前，海外中国文物主要收藏在英国、法国、美国、日本、德国、俄罗斯、瑞典等国家的博物馆、图书馆、大学和私人机构中。 其中，英国的大英博物馆、大英图书馆，法国的吉美博物馆，美国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等，都是中国文物的重要收藏地。

大英博物馆是最具代表性的中国文物收藏机构之一，拥有中国藏品约2.3万件，涵盖绘画、版画、玉器、青铜器、漆器和陶瓷等类别。中国绘画史上的顶级作品《女史箴图》唐摹本就收藏在大英博物馆。而英国探险者斯坦因带走的大量敦煌文献，则主要收藏于大英图书馆等机构。

日本方面收藏的中国文物，则有另一层特殊性。日本并不是简单把中国文物放进博物馆，而是长期把这些文物吸收到自己的文化叙事里。很多中国书画、瓷器、佛教造像、茶器和古籍，进入日本后被归入所谓“唐物”“茶道名品”“寺社传世”“大名旧藏”等体系，被包装成了日本文化的一部分，使得追索的过程会更加曲折。

进入21世纪，发达国家向前殖民地国家归还掠夺

进入21世纪，发达国家向前殖民地国家归还掠夺而来的文物，已经成为一股难以抵挡的历史大潮。 不过，这股潮流并不是收藏国突然良心发现，更不是他们主动把博物馆库房打开。真正推动文物返还的是多方面的因素。

首先，是原属国长期追索的结果。 尼日利亚追索贝宁青铜器就是典型例子。这批文物长期散落在欧美博物馆里，过去常被包装成“非洲艺术珍品”，可尼日利亚一直没有放弃追索。到2022年，德国才同尼日利亚签署协议，推动上千件贝宁青铜器返还。

其次，是国际舆论持续施压的结果。 进入21世纪后，西方博物馆继续大规模保留历史流失文物，越来越难以在舆论上自圆其说。2018年，法国学者提交报告，建议法国归还大量非洲文物，除非能证明取得过程合法。舆论已经转向，博物馆再用“替全人类保管”这种说法显得越来越苍白。

第三，是司法机关介入调查的结果。 美国司法部门近年来多次介入亚洲文物案件，推动柬埔寨高棉文物返还。司法机关一旦把证据链查清，所谓“来源不明”就不再是挡箭牌，而会变成收藏机构难以解释的问题，最后不得不返还。

中国流失文物的返还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中。20

中国流失文物的返还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中。2013年，圆明园鼠首、兔首由法国皮诺家族捐赠回国；美国、意大利、英国在最近几年也有几百件文物返还中国。2026年5月，法国议会还通过法律草案，建立了返还各国文物的新机制。

尽管如此，不肯打开大门返还文物的国家和机构也不在少数。

大英博物馆长期面对希腊帕特农神庙雕塑、埃及罗塞塔石碑、尼日利亚贝宁青铜器等返还要求，却一直把自己包装成“世界性博物馆”，强调这些文物在伦敦可以被全世界观众看到。

德国柏林新博物馆收藏的埃及娜芙蒂蒂半身像，长期是埃及要求返还的对象。德国方面却坚持其取得和收藏具有合法性，还曾以文物脆弱、不适合运输等理由拒绝返还。

日本在中国文物问题上的说法，也是一套熟悉的老

日本在中国文物问题上的说法，也是一套熟悉的老话术。对于大量滞留日本的中国文物，日方往往强调“来源不明”“旧藏流转”“民间购买”“古代交流”或者“私人捐赠”，把真正关键的历史过程轻轻抹去，从不正面解释它当年究竟如何离开中国。

如今日本的有识之士终于意识到了这一点 ：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，否认历史意味着让错误继续存在。文物不是冰冷的器物，它们背后连着土地、历史和民族记忆。日本若仍用“来源不明”“旧藏流转”来回避问题，只会让自己在历史面前更加被动。真正负责的态度，不是把问题拖下去，而是正视来路，讲清事实。唯有如此，才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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